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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国强:创新离不开制度环境的培植

导读
中国若想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需要以“信息、激励及效率”为准绳,以“有限政府、有效市场”为目标深化改革,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发挥恰当作用,使之提高效率和勃发创新力。同时解决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形成政府、社会和市场三位一体的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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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


有人说,20世纪是哈耶克的世纪,21世纪则是熊彼特的世纪。的确,前者对于市场在配置资源上效率优势的揭示,已为后世转型经济国家的实践所验证,而后者对于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在市场经济中核心地位的揭示,则更加指引了当今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作为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并非天然具有,企业和企业家的创新亦需要利润条件的推波助澜,从而带动经济的长足发展。而要实现这种结合,就必须有良好的基本制度环境作为前提。

 

在鲍莫尔重新扩展的熊彼特创新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确立依赖于制度的选择,从而内生变量。但如果影响企业家行为配置的游戏规则是非正常乃至破坏性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也得不到释放,这也是国企在创新层面没有大作为的原因之一。

 

因此,现代市场制度的建立和现代市场制度的完善才是创新的关键。但现实中一些经济学家却将竞争和垄断对立起来,从而否定“最好的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这一论断。事实上,市场竞争和企业创新是经济发展不可分割的整体。由竞争导致的企业利润的下降,会使竞争越发激烈,从而带动企业的创新。而由创新发酵而成的垄断利润,又将吸引更多企业参与竞争,从而形成“竞争、创新、垄断、再竞争”的反复循环过程。通过这种市场和企业间的动态博弈,市场将保持活力,使社会福利增加,经济得到发展。

 

所以,好的制度改革将决定中国经济的未来。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体,改革治理既要有目标感,也要有过渡感。因为,中国的经济环境和发达国家不同,我们更多的是需要改革基本制度,即解决两个关键性的问题:提高效率与勃发创新力。前者让实际增长率接近潜在增长率,后者不断提升潜在增长率。但是由于改革不到位,这两个方面都大有问题。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还是在于真正市场化的制度性改革,其理论指导要回归到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逻辑和常识。

 

因此,首先我们要考虑两个最大的客观现实条件。其一是,无论国家、企业,还是个人层面,个体在通常情况下是逐利的,如果这个约束条件得到妥善处置,计划经济甚至都有可能做好。其二是,很多情况下我们无法做到信息对称,而这恰恰是做好一件事情的先决和前提条件。

 

综上,中国未来应以“信息、激励及效率”为准绳,充分认识到“全能有为”政府的负面性,以“有限政府、有效市场”为目标深化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发挥恰当作用,使之提高效率和勃发创新力。同时,还需要考虑社会秩序、伦理和文化,并解决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形成政府、社会和市场三位一体的综合治理,才能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关键字:胡润百富、企业家精神、创新制度
作者:田国强    编辑:颜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