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子坊

全球城市文化与经济的双轮驱动

在“上海2040”总体规划中，提出了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宏伟目标，要把上海打造成“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为此，城市发展的驱动力将主要集中在“科技创新、文化营造、生态建设”三个领域。在新一轮总体规划中也提出城市发展要牢牢守住“常住人口规模、规划建设用地总量、生态环境和城市安全”四条底线，坚持“底线约束、内涵发展、弹性适应”，探索高密度超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发展模式。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快速发展中的上海既注重城市扩张、新城建设，也注重旧城改造、城市更新。无论是“退二进三”政策，还是发展“创意产业”，都是在存量当中搞开发。

这其中，不同于以往简单粗放、彻底格式化改造的“新天地”项目无疑具有里程碑价值，“新天地的开发者很早认识到消费社会中‘符号消费’的这一趋势，因此通过复建石库门的建筑形态，保留、利用一些历史符号来满足人们对消费社会时代的需要，从而取得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但是从对石库门历史建筑保护的角度来看，我个人不是很认同这一做法。但不可否认的是，新天地的开发在上海的城市更新中具有划时代意义，它的出现给当时旧区开发提供了新的出路。”王伟强解释道。

2005年，随着上海以田子坊为代表的、通过老厂房或仓库改建的18家创意产业区获得授牌成为第一批创意产业集聚区，国内以创意商业区、创意办公楼、创意园区为主的创意地产亦显得愈加蓬勃。“田子坊让我们看到另一种更新模式，具有小规模、渐进式、自下而上的特征，非常具有活力。”历史文化符号的加冕使得创意地产附加值倍增，而商业的成功也成为了让旧区活化的强心针。“文化需要载体，有如诞生于上海半殖民地时期的石库门房子，其建筑形态是中西合璧、华洋混杂的，而海派文化正依附于此生长。因此，在市场经外滩与陆家嘴，新旧建筑群隔江相望田子坊 夜景济环境中，有时未必只是商业需要选择文化，而是文化有时也需要通过商业运营的价值最大化来呵护培育。”王伟强说。

田子坊 夜景

“上海应该多几个‘田子坊’”

位于上海泰康路210弄的田子坊，被誉为“上海创意产业的发源地”。1998年开始，陈逸飞、尔东强等艺术家先后入驻，陆续吸引了一大批优秀的创意工作者聚集于此。1999年，艺术家黄永玉为其提名“田子坊”，取自中国古代著名画家“田子方”之名，喻意此处是艺术人士的集聚地。从建筑空间而言，具有大空间特色的老厂房、老仓库及具有浓厚历史文化价值的石库门民居混合，能够为艺术家们提供创作所需的灵感与思考；而艺术家们所流露的艺术与时尚的创意氛围，也为原本破败的建筑与街区带来了生气与活力。

“田子坊不是一个政府主导的项目，它通过转租的形式萌芽，发展则依托于市场的调控。但由于它里面里的房屋大部分是公有住房，转租行为因此不受法律保护，加上私自将土地使用由住宅改为商业，使得田子坊的起步存在违法现象。但要认识到，它的成长是一种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当它成长为一个品牌并对上海形成正面影响的时候，我们很高兴看到田子坊获得了政府的特许，我认为这对于城市发展、城市更新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王伟强说道。或许正是这样一种自下而上的自发性开发模式，让田子坊保留了关于老上海记忆的一份真实性，也正是因为这份“真实”，让它成为了上海创意地产中难能可贵、甚至不可复制的一个。

然而，田子坊的成功是“空前”，却也带着“绝后”的黯淡。许多想要借鉴田子坊发展模式的旧区如静安别墅、永康路等都被现行制度拦截。“法律法规的存在本质上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今后该如何针对老建筑的开发和保护做出适度调整与修改，是值得相关方思考的问题。不遵循土地经济学发展的规律来做制度上的变革，最终只会抬高社会成本，降低城市效益，对于和培育城市特色、焕发城市活力都得不偿失。上海多几个田子坊，这个城市才更有味道。”

新天地 夜景

城市更新犹如年轮，各时期建筑群都应存在

“城市发展是有机的，不可能和过去完全割裂，它是一个渐进的生长过程，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文化现象，因此对各个时期历史建筑的保护，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传承。”王伟强说。作为我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19世纪起，上海开始在东方土地上书写自己迷人又颓靡、富有而强大的城市历史，大批优秀的历史建筑记录和见证了中国工业文明的发展史，是上海19世纪40年代以来城市变迁的缩影。

“上海旧城在文化方面的价值非常高，所以我们呼吁在城市的更新中注重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强调城市的发展要做好新、旧城区之间的关联性。例如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通过修建桥梁、隧道、地铁等基础设施来打通浦东与浦西在交通方面的关联性，在过去钟摆式来回的人潮中逐渐为新区积聚人气，更快更好地成长。”王伟强继续说道，“因此我认为，城市的更新应该呈现一种如树木年轮一样的发展轨迹，好的城市发展应当把各个时代的印记都留存下来，成为人们的历史记忆和城市的文化现象。同时，它的各个年轮圈层之间的关系也需要平衡与和谐。短期内爆发的拼贴式发展，贫富差距、交通、房价等各类城市矛盾都会更加激化。”

外滩与陆家嘴，新旧建筑群隔江相望

《胡润百富》：除商业化之外，城市旧建筑群是否还存在恢复民居的可能性？

王伟强：以上海石库门为例，它之所以衰败，是因为解放之后住房短缺，导致一套房子住进了三、五户人家，形成“72家房客”的状况，这是一个直到现在都没有能够彻底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大多石库门房子的产权是公有住房，租客只需支付相对低廉的房租，但由于他们已经没有能力支付维护房子的额外费用，导致居住环境与建筑的破败。随着上海基建大兴、经济发展，公共投资最终都溢价到了土地地价上，石库门房子的升值让政府协调租客分户、搬迁的工作受到极大阻碍，尽管这是有法可依、有据可循的。所以石库门要恢复到一套房子一户人家不是没有可能，只是现行财税、法律法规、住房政策等制度的不完备，让这件事得不到圆满的解决，造成了社会财富的浪费，对优秀历史建筑本身来说也是一种损害。

《胡润百富》：以商业活化旧区的根本推动力是什么？对城市更新有何意义？

王伟强：以创意园为例，从前城市边缘的工厂地价很低，因为政府不依靠工厂土地赚钱，而是通过工厂创造就业、启动生产，从而创造GDP和税收。城市逐步发展到今天，很多原本边缘的工厂被“圈”到市中心来了，造成工厂土地价格上涨，它的价值此时已经远远超过工业用途可以创造的价值。随着产业调整，企业转让土地用途可以弥补亏损，这时其中一些好的厂房、历史建筑被顺势转型开发成为创意产业园，不但用它自身的历史文化氛围迎合了创意产业的需求，也同时极大地释放了土地本身的附加值。因此，土地地价的升高推动城市更新，不仅仅表现在城市外在面貌，其核心是土地使用方式的升级促成了城市产业的升级。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个转变，城市更新是不可持续的。

《胡润百富》：当文化被当作符号来消费，文化该如何在商业社会生存？

王伟强：在商品经济下，文化产业越来越难以独立存在，除了政府扶持的一些小规模非盈利的文化业态，更多的是需要通过市场行为来谋生。比如书店，过去书店的核心在于店主，哪怕是新华书店，他是懂书并且知识结构往往在一个特定领域的人，但书不是普通人生活必需品，毛利高了没人消费，毛利低了都支付不起房租。所以导致今天很多大型连锁书店，甚至豪华书店的出现，其实这是去除了“店主”的角色，把书店变成了一个用“书”来做文化符号的混合的商业模式，最典型的是诚品书店，这和过去书店的本质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所以我们会看到“文化”本身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求发展是需要创新的。政府应该更好地承担起文化发展的重任，要把文化作为公共产品来重视。

《胡润百富》：您如何看待当前中国创意地产的发展？

王伟强：我觉得这阵热潮从2000年左右开始到现在，发展已经比较成熟，呈现出一定的规律特征。刚起步时这些项目租金都不贵，能够吸引艺术家、画廊、设计师入驻。但人气的聚集提高了商业价值后，租金随之高涨，使得原本这些真正的文创人士无法支付高昂的租金而选择搬离。这种潮汐现象在上海田子坊、M50、北京798，包括纽约Soho区都曾出现过。从它早期发展的初衷来说并不应该是这样的结果，但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同样很难抗拒，这种迁徙似乎像是多数艺术家的宿命。但是艺术家总是眼光独到的，他们所驻扎过的地方，总会欣欣向荣，像是城市更新的播种机。尽管业态会发生改变，但以历史建筑改建而来的创意地产项目不会被轻易改变，无论是它的建筑本身、历史空间发展、它的形态特征、还是它的地租级差，只会越来越好。

田子坊 夜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