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

有人说，20世纪是哈耶克的世纪，21世纪则是熊彼特的世纪。的确，前者对于市场在配置资源上效率优势的揭示，已为后世转型经济国家的实践所验证，而后者对于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在市场经济中核心地位的揭示，则更加指引了当今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作为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并非天然具有，企业和企业家的创新亦需要利润条件的推波助澜，从而带动经济的长足发展。而要实现这种结合，就必须有良好的基本制度环境作为前提。

在鲍莫尔重新扩展的熊彼特创新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确立依赖于制度的选择，从而内生变量。但如果影响企业家行为配置的游戏规则是非正常乃至破坏性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也得不到释放，这也是国企在创新层面没有大作为的原因之一。

因此，现代市场制度的建立和现代市场制度的完善才是创新的关键。但现实中一些经济学家却将竞争和垄断对立起来，从而否定“最好的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这一论断。事实上，市场竞争和企业创新是经济发展不可分割的整体。由竞争导致的企业利润的下降，会使竞争越发激烈，从而带动企业的创新。而由创新发酵而成的垄断利润，又将吸引更多企业参与竞争，从而形成“竞争、创新、垄断、再竞争”的反复循环过程。通过这种市场和企业间的动态博弈，市场将保持活力，使社会福利增加，经济得到发展。

所以，好的制度改革将决定中国经济的未来。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体，改革治理既要有目标感，也要有过渡感。因为，中国的经济环境和发达国家不同，我们更多的是需要改革基本制度，即解决两个关键性的问题：提高效率与勃发创新力。前者让实际增长率接近潜在增长率，后者不断提升潜在增长率。但是由于改革不到位，这两个方面都大有问题。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还是在于真正市场化的制度性改革，其理论指导要回归到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逻辑和常识。

因此，首先我们要考虑两个最大的客观现实条件。其一是，无论国家、企业，还是个人层面，个体在通常情况下是逐利的，如果这个约束条件得到妥善处置，计划经济甚至都有可能做好。其二是，很多情况下我们无法做到信息对称，而这恰恰是做好一件事情的先决和前提条件。

综上，中国未来应以“信息、激励及效率”为准绳，充分认识到“全能有为”政府的负面性，以“有限政府、有效市场”为目标深化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发挥恰当作用，使之提高效率和勃发创新力。同时，还需要考虑社会秩序、伦理和文化，并解决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形成政府、社会和市场三位一体的综合治理，才能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