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胤胤的钢琴之路起始于祖父“琴棋书画，方始为大夫”的观念。他承载着教授母亲的钢琴希望，沿袭了导师Martin Cannin的艺术理念。从营口到悉尼，再到纽约，且看这位获奖无数的钢琴才俊是如何一路成长的。

赵 胤 胤 

艺 术 之 音

01、胡润国际名校：中国学钢琴的琴童很多，但真正成为钢琴大师的却凤毛麟角。多年来您是如何坚持下来的，其中又有怎样的波折？

我们这个行业比较残酷，门槛稍高了一点。都说学习艺术要有天分，岂不知如果没有长时间的努力根本就没有谈论天分的资格。徒有天分而没有脚踏实地去实践一定不会有所成就。但有时候当你努力了很久，却会发现其实每个人都和你一样努力。任何一个艺术种类的学习，都需要前期大量的积累，而那个技术层面的积累很孤独。孩子总是喜欢和另外的孩子在一起玩儿，而不愿意每天面对着大人。我从三岁就开始弹琴，我母亲是广州星海音乐学院的系主任，对我非常严格。我训练强度最大的时候一天至少12个小时。对一个孩子而言，一天12小时连续做同一件事，连续做好几年，还不知道有什么回报是极其寂寞痛苦的。我们现在学琴的孩子大约有千多万，而能靠弹钢琴买得起演奏级三角钢琴的学生又能有几个呢？恐怕一个巴掌都能数得过来。所以我认为，一个成功几率这么小的专业要是没有兴趣做支撑的话几乎是种折磨。

02、胡润国际名校：您认为中外的音乐教育最大的差别在于何处？

我只能代表我成长的那个年代。当然，现在中国的音乐教育已然有了很大的改变，与我童年时代大不相同了。但在当时，国内学习弹奏一首曲子就是一首曲子，到了国外，老师会试图引导你去探究学习这首曲子的方法。我在茱莉亚音乐学院师从伟大的音乐大师Martin Cannin，他的话我至今都记忆犹新。我们每学年都要学习一首贝多芬奏鸣曲。19岁的我已经能够熟练地弹奏十几首了，而他却对我说从今天开始，你要忘掉以前学的，我们就从第一首开始学，到了下学期学第二首的时候希望我们可以探讨着一起学习；到了第三首奏鸣曲的时候，你来告诉我你想怎么学；到了第四首的时候，贝多芬奏鸣曲这个事儿你就不需要找我学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其正确的学习方式，贝多芬有32首奏鸣曲，而老师不可能教我32年。这件事深深地触动了我，这对我来说是个思维逻辑的改变。小时候我们所受到的根深蒂固的教育都是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中国的整个教学体系都是“手把手”式的，跟着老师为你设定好的路线走根本用不着自己思考，而到了国外，任何事情都需要你自己探究，要从画图纸开始学起。总体而言，这两个教学体系与理念差别很大。

03、胡润国际名校：您当初在茱莉亚音乐学院的入学考试中击败了几百位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家，是什么令您从众人中脱颖而出？

当时茱莉亚音乐学院每年三月与五月都设有入学考试。我在澳大利亚获得了一个大奖，可以送我去纽约，但当时已经邻近5月，只能参加茱莉亚音乐学院5月的后补招生考试。每年3月茱莉亚会有500至600人参考，最终录取25人，只有当名额空缺时，学院才会开设5月的后补考式场。不得不说我的运气一直都不错，我那一届5月场刚好有两个名额空缺。一般而言，敢报考茱莉亚的学生都是很有底气的。我当时与3月考试落选却又心有不甘的500多位学生又比了一次。最后500人中录取了2个学生，其中一个便是我。
我想我之所以能够获胜，其实也是有些机缘巧合的成分在其中。当时整个澳大利亚的钢琴水准明显低于纽约。这对我而言是个优势，因为我赢遍了澳大利亚所有的奖。当一个人获奖无数，再加之经常公开演出的学生站在舞台上的气场到底是有些不同的。而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对手们很多都是没有公开演出经历的“琴房高手”。真要说起优势的话，我想还得归功于我丰富的舞台经验，让我面对如此重要的考试时能够自信而从容。

04 、胡润国际名校：您在茱莉亚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会觉得竞争压力大吗？压力自然是有的。茱莉亚音乐学院的四百多间琴房永远是人满为患。我们学校大师云集，整个艺术氛围非常浓郁。在这样的环境会使你建立起强大的自信心，认为艺术成就并非那样遥不可及，但在整个艺术之路上也会历经各种挫折，打击你建立起来的自信心。就好比是在“冰”与“火”之间挣扎。

我认为作为一个都市，纽约给艺术家提供的养分是非常充足的。如果这个世界上真要从文化包容的角度选择排名第一的国际大都市，我认为纽约当之无愧。无论你属于何门何派，都会有让你施展的舞台。当然，其中的竞争也相当残酷，因为对美国人而言，永远是市场第一的。相信这点对一个学艺术的学生来讲非常重要，整个大环境硬是逼迫你先把艺术家的保护膜完全撕破。同时，纽约还教会了我如何与经纪公司打交道，如何与品牌打交道，这些对于将音乐当做职业的人来说是必须要掌握的技能。德国古典音乐家或许瞧不起美国训练出来的音乐家，认为美国人将古典音乐娱乐化。但是我们还得认清一个事实，每个成功的德国音乐家都必须要去纽约演出。